6月6日，一個讓人覺得順利的日子，第八輪中美戰(zhàn)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七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在北京開幕。作為全球兩大經濟體的重要溝通機制之一，主題內容的全球性是必須的。與往屆不同的是，處于國別間的人民幣匯率議題讓位于中國國內的產能過剩，與5月底的G7“一脈相承”。議題的切換，引起了宏觀評議院的“議員”們和眾多群友的好奇心，為何我們的產能過剩成了美國人的憂慮？

  作為“消費國-產能國-資源國”全球分工模式中的重要一環(huán)，中國在傳統(tǒng)工業(yè)領域的優(yōu)勢地位，在原油大宗商品的影響力，以及二者通過已經改變了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，尤其是美聯(lián)儲加息進程要考慮的通脹率，是本輪對話議題從人民幣匯率轉化為中國基礎工業(yè)產能的主要原因。

  根據彭博數據，在2015年12月11日央行發(fā)布的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中，權重最高的貨幣分別為美元、歐元和日元，分別達到26.4%，21.4%和14.7%，其他十種資源國貨幣占比為37.5%。

  與市場更加關心的美元-人民幣匯率相比，資源國貨幣的權重使得CFETS指數可以根據國內產能實際狀況（包括原油等重要大宗產品的生產）和國際貿易形勢變化進行相應調整，從而對外影響全球經濟兩大板塊——美歐日（尤其是美國）等主要消費國的通脹水平、資源國維持財政與民生的大宗商品需求及價格變動方向。

  我們先來看前者：對于美國而言，其加息進程能否順利進行，抑或能夠維持一個“較好”的加息預期，是維護美元信用和現(xiàn)有全球金融/經濟治理體系的核心。無論是泰勒規(guī)則，還是增加了產出缺口權重、用PCE來衡量通脹水平的“伯南克規(guī)則”，包括所謂“杜撰”的、增加勞動參與率指標、但擬合度很高的“耶倫規(guī)則”，通脹水平始終是考慮是否加息以及確定加息幅度的關鍵指標。

  根據商務部統(tǒng)計數據，2015年中美貿易額達5583.9億美元，同比增長0.6%。美國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，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四大進口來源地。根據美方統(tǒng)計，2015年1-11月，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5691.7億美元，同比上升2.4%，占美貨物貿易總額的16.2%，占比較14年同期上升1.2個百分點。中國已超過加拿大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。

  在全球貿易額下降13.8%（以美元計）的大背景下，中美貨物貿易還在增長，中國國內工業(yè)產能通過出口商品價格變動對美國國內通脹水平的影響力還在提升。

  由十三種貨幣組成、覆蓋了主要消費國和資源國的CFETS指數，逐步成為人民幣匯率領域的重要指數。在影響指數整體變動、與某種貨幣之間比價的因素中，國內工業(yè)產能及其開工率變化成為主導因素。

  龐大的基礎工業(yè)產能、70%左右的產能利用率，一方面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同時也由于其較高的調整彈性，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對美國通脹水平產生影響，進而擾動美元加息進程。

  利用WTO規(guī)則、甚至是拒絕WTO上訴機構法官的連任、“破壞”WTO爭端解決體系，以及通過G7表達對中國產能的“憂慮”，當然也少不了動用“337條款”對中國部分鋼鐵產品進行調查，都成為了美國對沖上述擾動的措施。由此我們看到了，5月底美國商務部提出最終裁定，中國輸出的耐腐蝕板征收進口關稅最高達450%，其中包括209.97%的反傾銷稅率以及幅度在39.05%至241.07%之間的反補貼稅（15年美國對中國這一類產品征收的進口稅率為256%）；5月26日，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中國鋼鐵企業(yè)及其美國分公司共計40家企業(yè)在美銷售的碳鋼與合金鋼產品發(fā)起“337調查”。

  與上述措施相比，由美國主導、著眼于未來全球貿易規(guī)則重塑的TPP、TTIP和TISA，雖然也在抓緊推進，但“遠水難解近渴”，全球基礎工業(yè)產能的跨國轉移需要“綿綿用力、久久為功”。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，在爭吵聲中尋求“合則兩利”的解決方案似乎是中美雙方更好的選擇。G7對點名中國的“克制”，對達成BIT談判的“期許”，中美難以事事一致、中美當前要提高宏觀經濟政策協(xié)調，中國經濟正在經歷必要但艱難的轉型，美國承諾為美中貿易營造公平的競爭環(huán)境。已經將近三年未提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模式被再次表達，我們看到的是，雙方的態(tài)度軟化，“希望在當下復雜環(huán)境中，達成妥協(xié)，沒有沖突的意愿”。

  “打鐵還需自身硬”。即使外部環(huán)境再好，沒有扎實的內功也是無法抓住機遇的。美國財長杰克盧表示，中國承諾進行國內重要改革。1978以來，改革開放形成了制度激勵、成本優(yōu)勢、全球化紅利與后發(fā)優(yōu)勢四大動力，成就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。

  沒有改革，現(xiàn)有的全球第二無從談起；“相對于全球其他政府的政治資源和政策工具箱，我們卻比他們有更為巨大的資源尚未挖掘和發(fā)揮——制度效率可釋放的空間。從國有資產到市場秩序，如果深入思考可期待的還會有更多，而我們相信，市場所需要的經濟復蘇的邏輯政府是可以給出的，在目前的環(huán)境下，市場真正期待的是一份可兌現(xiàn)的制度紅利”（摘自《危險的僵局——宏觀急轉的一周年》）。